女巫夕为的幽菊小院

自从我座位旁的网络端口出问题后，我就霸占了小倩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小倩离开宿舍大概也有一个星期了吧。这段日子里，大家自顾自地张罗着自己的事，都快察觉不出原来光阴飞逝、时光如梭。

这个午后，坐在小倩的位置上，拉开窗帘，让冬日的阳光透过双层玻璃，把整个书桌从桌面到书架都照得明亮堂堂。我敲着键盘，纯粹在写一点随意的东西，“诗酒趁年华”，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消遣了……Alex寄来了台湾宜兰的凤梨酥和云林古坑咖啡，正好作了下午茶的优选。Alex曾说，我给他的感觉像台北，一个我从没有到过地方。但听罢这话后细细想想，我确实一直都很向往忠孝东路、诚品书店，还有台北的冬雨。

原来我的梦想很小，只是想蜷曲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喝不同口味的咖啡、看不同风格的书籍、拍照不同格调的景致、与不同个性的大叔们闲聊……然后去习惯那些不同，让我感觉生命虽然不可以很长很长，却能够很广很广。

昨晚跟Prof. Liang聊天，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在北大念博士？我说，没有，因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坏毛病就改不过来了。不同的学术氛围会塑造不同的崇尚、制造不同思维的人，还有机制去惩戒与之气质不同的异类，在一个学校混久了，也积攒了一身习以为常的坏毛病。我害怕有朝一日变成急功近利的数据工人，也害怕总有一天成为翻弄故纸堆的老学究。

葛兰西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敌人是平庸。墨顿说，真理若老是被那些并不懂行的人简单地重复，并且往往是滑稽可笑的模仿，它就会变成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海涅说，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个侏儒虽然能比巨人看得更远，但却不可能拥有巨人心灵的伟岸……我圣贤书读得不多，忘得更快，却偏偏记住了这几句。

从彼处到此处，又在继而筹谋要去何处，新欢旧爱一幕幕闪过眼前，我才恍然觉悟：迁徙不是疲惫的原因，疲惫的是恶习的周而复始、千篇一律，以及那些试图留住稳定的荒谬执着。

事事人人（1）

（写于 2009-11-03）

秋叶还没落尽，雪就已经下来了。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秋的深邃，却就匆匆忙忙地闯进了大雪纷飞。也许生活亦如此，忙乱而又跌跌撞撞：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七零八落散了一地，想停下来俯身拾起，却又犹豫，怕错过了眼前的瞬息。

从昨天到今天，好些人都更新了日志，好些人都合了雪影，不知不觉中，我又凑了热闹，却还沾沾自喜。

在屋里蜷曲了一天，杯里的绿茶还剩一点儿，书和影印的资料堆了一桌，偶尔望望枝头的积雪——薄命的秋悲，还没来得及渲染，就被突如其来的冬寒冰冻了心情。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不时想起，或偶尔忘记。

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9岁，还用着屈臣氏几十块钱的护肤品。一转眼，又过了好些年，在镜子前不厌其烦地捣腾那些坛坛罐罐，点数那些细细的纹路。在他眼里，我总还是年轻的，但是年轻又有什么用？他喜欢的也许是那个21岁的我，那个上错了公交车还睡着了的家伙，那个连下馆子都兴奋的穷学生，可我再也回不到21岁了。

若干年后的一天，Audi漫不经心地把法国香水喷在我的腕上，隐隐的淡香胜似夜晚花开的声音。他用炫耀的口吻对我说：“这可是比香奈儿更好的品牌”。我礼貌地浅笑，默不做声。Audi自顾自地走着，时不时冒出一句老掉牙的调子，我跟在他身后，只是因为我不想在一个奢华的地方迷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会认识这些陌生的权贵，他们之于我，如同那香水的味道一样遥远。

小朋友说，他的一篇博客里提到了我。看之前觉得很好奇，看完了以后觉得很明媚。今天，当我透过取景器，凝视镜头里的融雪静美与落叶璀璨，每一个姿态都让我回想起了那种明媚的纯粹。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个秋季，不，也许是最后一个冬季，谁又知道呢？

事事人人（2）

（写于2009-11-06）

开始迷上了刮痧和拔罐。每次都会在镜子前欣赏那些瘀伤的痕迹，欣赏它们的形态和色彩怎样随着日子渐渐褪去，慢慢消失。每当玻璃火罐和石片施加在肉体上时，在精神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像是一场没有威胁和恐惧的受刑，受刑者只用安详地接受突如其来却又知从何而来的疼痛，还可以对着疼痛讨价还价。

可是，同样是人造的疼痛，生活的疼痛却时常不知从何而来，可以预见，却不可讨价还价。昨晚到今天一直在纠结一件事，事因我而起，却是我引火烧身，虽然周围某些人也难辞其咎，但这样的事情我已不是第一次遭遇，却依旧令我迷惘。这一天，我越是在反思我的为人，越是发觉人性的鄙陋。也许这个世上值得信赖的人比我想象得要更少更少，我却对这个世界的要求越多越多。

我想，我好像可以理解Audi为什么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感兴趣，却会在某些你都快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的夜晚突然发来一条短信：“好想自杀”，随后便又没了音讯。认识Audi这么久，他从来都没有正面交代过他的身份，也从未谈起过他的喜好，只是偶尔会瞥见他皱眉的表情，我知道，那是他在表达不喜欢什么。Audi对我的生活应该也不感兴趣，从不会问我什么，我也因此从不问他什么，他仿佛对这个世界上一切我还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都感到没兴趣。他不相信我，也许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从来没见他有过推心置腹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他，所以虽然我已经无意中探知了他，却没有告诉他我知道。他只相信他相信的东西，这是他在他的世界中寻求平衡的办法；我却时时怀疑我是不是错信了，这是我纠结于我生活的原因。

怎样去相信，怎样又是可信？是统统都信？还是全都不信？很多事情，在你一转身的瞬间就变了味道，我从若干人那里看到自己已经全然不是我从眼前人那里看到的自己了，更不是那个我从镜子中看到的我。“精明的人知道听人说话只能信一半，聪明的人才知道哪一半是可信的”，不过，既然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洞悉哪一半为真，那全信、全不信和半信半疑又有什么区别呢？

遭遇欺骗与出卖最令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被骗走的东西，而是被伤害的善意，和已经开始冷却的心情。

这两天，隔离楼里的风声紧了。昨夜10点打热水回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撞上一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在“教育”一对戴口罩的小情侣，楼长大叔也在一旁陪“训”，我没好意思驻足围观，埋了头，悠悠绕过他们，随耳听见“交叉感染”之类的只言片语。这些天有不少朋友问我隔离是几个人住一间？这样的问题倒把我给问颠覆了：所谓隔离就是一人一间，多人一间岂不是成了交叉感染？也许是朋友们担心我在里面受苦，把这地方预想成集中营或戒毒所——有时候预先把条件想得艰苦些也好，这样实际经历的时候，就觉得不过如此。今天中午，还是打热水回来，也是在大门口，看到楼长大叔正在劝止两个送病人的同学进楼。那新近将被隔离的女生就和她的同学隔着大门站着，交代还需送来啥啥啥，其实也只隔了半步的距离，却似乎相隔两个天地。似乎前两天也不曾这么严格。又回想起昨儿下午，到校医院，发热门诊的大夫们聚在门口似乎在接受训话，训话时间之长、讨论之热烈，以至于短短时间内门诊里病人积了一大堆，随后大夫们忙都忙不过来。也许，有些东西是在发生变化，只是我们不知道。

今儿倒是不怎么咳嗽了，但又烧了起来。烧得虽不算高，却有感觉。多数时间窝在被子里睡，可是因为喝了太多的水，也很难睡得踏实。这地方用洗手间很不方便，我住第三层走廊最尽头的房间，而女士洗手间设在二层中央，每次都要踏过破破烂烂的走廊，下一道楼梯，才能到达。洗手间门口挂着一张只遮住半截的蓝布帘子，很有短缺时代的遗风：洗手间都是短缺的，人们为了防止排队时贸然闯入的尴尬，就采用半敞式的策略，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暗示别人。我无意中看到洗手间墙上钉了一对满是锈渣的铁架子，想来过去这里是有条件装空调的，可能这栋如今看来老朽的楼曾经也是风光过的。不过我却搞不明白，卫生间有什么必要装空调？难道就因为这是这栋楼里唯一密闭的公共空间？

一天里最惬意的小时刻莫过于临睡前用热水浸脚，一边浸着一边翻看张爱玲的《小团圆》。通常看着看着，不一会儿，眼睛就困了，合上书就睡着了。有时候，夜晚咳嗽让人难以入睡，翻翻小说倒是很好的转移。几个月前，我曾试过看单词催眠，也很见效，甚至白天里也很管用，只是觉得太委屈自己。“眼睛困”是从广东话那里借来的说法，词组的大意可能是眼睛想睡觉了，其实就是“困了”，发音听上去很像“安分”。睡觉总是要安分的，要不然睡不着。

《小团圆》还没有读完，但已经猜到里面写的应该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故事。女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忽的一下，过去都成了回忆。风光是禁不起岁月的磨洗，风光不再的时候，世上仿佛就没了这个人，因为他（她）已经融化在市井嘈杂的众生相中。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不一般的（虽然未必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也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时代是最了不得的时代，尤其是风光的人，尤其这么想。但我们终归是渺小的，是无关的，消失了，也便消失了。张爱玲的东西总是带着淡淡的纠结，在细处打动着，没有什么超出世俗的浪漫，只有普通人在不小心经历那么些后，留在内心深处不知如何言说的遗憾与慨叹。

这里，阳光总是充裕的，因为没有窗帘。今天看到又有某些房间似乎腾空了，剩着光秃秃的木板床和孤零零的旧木桌，安分地沐浴在阳光中，窗外是驳杂的绿叶和明媚的天蓝，水泥地上没有一丁点的杂物，干净得仿佛不曾有人造访过。

开始有点庆幸，我不是在冬天被关进来的。若是那个时候，恐怕我只能窝在暖气旁，看着光伶伶的树干和灰蒙蒙的天，靠发呆消磨日子。我一直觉得，从夏末到秋天，是这个校园里最灿烂的时节：明净的蓝天纯粹得万里无云，树叶的颜色也有了多样的层次，那透彻但并不寒冷的风能把人内心最积郁的情绪都吹扬出来，给个了断。因此，在这样的季节里，怎样的事情都是可以接受、可以忘怀的。

无奈，昨儿入夜时，我又不争气地发了一阵低烧，看来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度周末了。校医们关注的是我的体温，因为这是他们判定我是否对周围人构成危险的标准，而我自己更在意的倒是我那越演越烈的咳嗽，厉害的时候，连想说句整话都说不全。也许疾病是需要一个周期，从微小的迹象演绎到轰轰烈烈的高潮，然后才能归于平复。想来也近似话剧的写作，非要从开头、发展、高潮到结尾走一着才叫完整。

记得本科修读医疗社会学的时候，任焰老师还布置大伙儿写一段自己的患病经历，作为期中作业。也不知道，任老师读大家上交的那些惨兮兮的文字会不会感到抑郁？ 要是让现在的我回到从前，也许我还能交一篇隔离杂记给她。

别说，还真有点想念过去的日子。那年圣诞节，班里的同学都上任老师家狂欢了，把任老师当时的小家塞得水泄不通….那个时候，任老师家有两只猫，一黑一白，黑的叫小黑，白的叫小白。小黑和小白是从小一块养大的，但性格迥异，也许这又是一个基因VS.环境的例证：小黑是个社交狂，见人就兴奋不已，很会亲近人，讨大家喜欢。小白就孤僻许多，不仅不跟大伙儿玩，还不让碰。于是大家就都跟小黑玩，不搭理小白了。狂欢结束了，待大伙散去后，我和NAO留下来，跟任老师一块儿喝茶、吃零食，后来貌似还喝了点酒。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陡然发现已经消失许久的小白居然乖乖地趴在我身边，安静得以至于我一直都没察觉它是什么时候上了我的沙发….任老师似乎也有些惊讶，说难得小白有这般亲近人的时候，也许是小白喜欢我吧。我虽然想不出来在那个晚上自己是如何讨了小白喜爱，但觉得被性格如此清高的猫喜爱，居然还有些受宠若惊。

后来又听任老师说了些许小白的高洁品格，比如就算受了伤也要坚持爬到最高的地方卧着，我越发喜爱这只猫。可惜，在我去香港交换的时候，有一次NAO来找我，提了一句，说任老师的小黑小白都死了，具体怎么死的，NAO好像提过，但我记不得了。

我现在一看到白猫都会想起小白，觉得它似乎象征了我的情感理想：我并不在意那个人是否被人们簇拥着，左右逢源，讨所有人的喜爱，我只在意他是不是专待我亲近、专待我宽容。我执迷那种来自清高的冷漠和清高之下明晰、亲切的情感。

北大也有很多白猫，我也都叫他们小白，偶尔也喂它们，但是我知道，它们并不是那晚在任老师家见到的小白。不过，如果那样的小白独此一只，也在很早以前就死掉了。惋惜也只能在记忆里，随着记忆淡忘在时光的流动中。

昨儿，辗转反侧咳到半夜，也不知道怎么又睡着了。今早醒来，抬眼就瞥见阳光微染在窗外摇动的树叶上，泛出点点金色的光影。隔离在这个古旧的楼里，既是宁静的，又是喧嚣的：趴在窗台上，透过已经脱了漆的木窗棂和斑斑点点的方玻璃，可以静静观察学校里每一个rush hour时的人来车往，各种欢快的聊天声与吆喝声也能顺着不厚的墙壁，捎带着夏末的风声，流淌进我微敞的窗。而当我打开房门，走在冰冷的走廊里，昏黄的灯光、微微的消毒水味，因创伤而斑驳的墙壁，和那些敞着门的空房间，会在不经意间，感到与这个世界都无关了。

一直都认定自己是一个“宅”的人：宅在宿舍里，宅在家里，宅在任何一个可以宅的地方，但从没想过会有朝一日体验这种制度化的“宅”。在这间四壁徒然的房里，网络信号总是断断续续，考验着人的耐心。来的时候，这里除了桌子和木板床，没有旁的家具，很久都没住过这么空旷的房子了。

从昨夜到今天，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短信和电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奢侈得像现在这样除了回复短信和接电话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忙碌陡然停歇了，却并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悲伤，就像到了另一个时空里周游了一番，只不过又是一次独自的旅行。要不是咳嗽和偶尔隐现的发热，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身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再思考那些符号，不再为一些故事黯然神伤。

直到昨天，我才终于明了一个困惑我许久的谜团，我曾经猜测，却没有结果。也许我很早就知晓了这个谜底，却不愿承认，不愿承认自己失之交臂，不愿承认不能弥补，也害怕出错。结果，我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直觉。却安慰自己说，只是人世太纷扰。

我有时在想，自己若不是忙乱，若不是固执，也许内心本可以更知足。闻着指尖药皂的味道，有一种陌生的熟悉，还有那一窗台的凌乱，在阳光的对比下，深暗的轮廓越发清晰….

那天，我偷拍了一个新娘。

我离她远远的，

        注视着，

        却佯装在拍街上的风景。

烈日下，她拖着白婚纱，

扬着的脸，艳抹浓妆,

             却没有表情。

             身后，簇拥了一群摄影师。

朋友们说，这个姐姐不开心：

      她的脸上没有幸福的光芒，

      冷艳的眉宇间，恰似百无聊赖，

                          又似心事重重。

可我猜想，

    在另一个镜头前，

     她的笑靥也许，

               灿烂如花。

而我，

    捕捉的，

         不过是一张，

                婚姻的侧脸。

（今天是传说中的三九吉日，十年难遇，对于有潜力结婚者，不如趁此十载难逢的机会把婚结了吧。其实无需劝慰，今日的结婚登记处想必已经十分拥挤了。不过由于今日结婚couple的基数较大，这一天结婚的couple中离婚的绝对数字也极可能高于往常。再配以“10年之痒”，到下一个三九吉日到来之时只怕又是“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但还是希望新人们百年好合，若万一不合，还是趁早常换常新吧....）

有人对我说，一定要看《飞屋环游记》，若看了，保我一定会喜欢。

于是，我对娟说，我们去看《飞屋环游记》吧？

娟说，那部电影一定要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看。

她说，她还没有所爱的人，便不去了。

于是，我也便不去了。

很久没有再进过电影院了。对我而言，电影院里的电影是一件奢侈品。我也很少在屋里看电影了，因为一个人看电影是件更奢侈的事情。

还记得我离开他家的最后一晚，我们依如往常地喝着茶，听着音乐，海阔天空地闲聊到深夜。尽管第二天早上我就要留下钥匙离开他的住所，但我们都没有悲伤。也许是我们相信宿命，也许是我们相信感情，但后来证明，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相信。

第二天，我们匆匆握手道了别，便又回到了不熟悉的原点。

不知道，我走以后，他家里的东西会不会很伤心，他用不用每晚安慰那些书本好久才能入睡……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一个人睡着，然后一个人醒来。

有一天他告诉我，在我走之后，他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看了几部电影，然后又重新回到了本来的生活——不曾被我打扰过的生活。

他在家看影碟的习惯是被我惯出来的。我们曾一起“补习”了很多那些在我们单身时候都不曾舍得看的影片。一开始，我们总会上书店买正版光碟，但到后来，也会“ 饥不择食”翻那些地摊货。我喜欢看那些没有暴力、没有惊悚、没有生离死别、没有悬疑和鬼怪的影片，他喜欢看那些结局惨得不能再惨、过程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东西。他说，《云水谣》的结局太浪漫，男主人公应该带着失望与自我怀疑，死在三反五反的批斗中，而不是藏域雪山上。相比之下，一点小小的悲欢离合都足以触伤我敏感的神经。这也许反映了我们各自面对人生的态度：我是逃避的，他是勇敢的。可是，喜欢逃避的我却没能逃避对他的留恋，勇敢面对一切的他却在我们的感情面前怯懦了。

那个时候，每次在家看影碟，他都会在影片行至一半的时候，在沙发上睡着。等他醒来的时候，哈欠连天的他总是很困惑那个被电影结局伤得长吁短叹的我。但他终归是欣赏我的敏感，我也终归是欣赏他的“不近人情”。他说，敏感往往是才华的附属物；我说，执着的人有时看上去不近人情。星象书上说，我们契合的，即使有争吵，也会像夏天的阵雨，顿时间就能晴朗。事实上，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争吵，我们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争吵。

可是，没有了争吵的喧嚣，爱恋也就永远地寂静了下去……

从他家搬走的时候，我带走了行李，带走了他的心事，却丢失了我自己。后来，我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到很远的地方，跑过很多人的数据，听了很多人的故事，才再一次遇见了自己，而我却发觉，距离他的轨迹已经越来越远。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只是问候他，但却不思念他。

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把一个人的生活作为执着的人生理念。

也许那一天，我终于可以独自在电影院里为了电影而看电影。

     昨天梦里，爷爷复活了，唤我给他沏杯茶，我翻箱倒柜地找茶叶，却怎么也找不着，等我好不容易找着了茶叶，爷爷又不在了。

    傍晚的时候，又忆起了这个梦，顿悟似地翻出些私藏的好茶叶，佐以杭白蕾菊，沏上一杯，以祭祖父。

    下面的文章，也许在三个多月前我就应该完成，但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每每动笔，却都没能写下去。连续奔了三年的丧，先是祖母、接着是外婆，后来是祖父。那些曾让我留下孩童时代美好印记的地方，如今尽是伤心。老爸说，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然后是你们……

    2009年5月7日傍晚，爷爷走了，他终究是没有等我。

    接到爷爷已故的电话时，我还在首都机场等候登机。挂掉电话后，我独自躲在机场的网络休息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已故歌手阿桑的那首《寂寞会唱歌》，任凭眼泪簌簌而下。

    就在爷爷去世的两个小时前，我才接到爸爸的短信，短信里说爷爷恐怕过不了这一夜了。这消息来得如此凶猛，以至于我最初看到短信的头几分钟都没回过神来，只是盯着手里的手机，不知所措。但很快，思维陡然又清晰起来：我要回去，即使爷爷最后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算，我也要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也许是爷爷再也无法坚持癌症的痛苦，等不及那从北到南漫长的三个小时，或是不忍心让我亲眼看到他临终前戴着呼吸机面罩饱受折磨的样子，悄然而又匆匆地不辞而别了。

    我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爷爷的遗像已经摆在了客厅的正中，旁边是一大簇素净的白菊花。那一晚，雨七零八落地下了一夜，我和叔叔聊到凌晨4点。家里的保姆也睡不着了，时不时来给我们添茶倒水，也时不时加入我们怀念爷爷的话题。大家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个房子里，没有了爷爷，便不再拥有家的内涵。

    这个房子是爷爷奶奶两个人用一辈子的劳碌和节俭积攒出来的，从10岁起，我便与爷爷奶奶三个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我离开这座城市去上大学。上了大学之后的每一个假期，无论在外的生活有多丰富、多忙碌，我都一定要坚持回到这里，陪陪爷爷和奶奶，奶奶走了以后，就单是陪爷爷。这些年我的生活越来越忙，去的地方越来越远，我假期在回家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我知道爷爷每次都特别想让我多留些日子，但他从来都不说，反倒每次都鼓励我：“家里就属你跟你二姑‘跑’得最远，去的地方最多。”这6年来，我换了4座城市，而爷爷就在家里，盼着我放假归来与他说起那些各地不同的景致。

    叔叔说，在他们那辈孩子里，我爷爷奶奶最疼爱的是他，而在我们这辈孩子里，爷爷奶奶最疼的是我。说到这里，我俩都若有所思……的确，在我童年的家庭变故后，是爷爷奶奶给了我一个安全的去处，让我有了一个可以避开纷乱和庸俗的地方。在这个家里，没有流行歌曲、没有麻将扑克、没有街头巷尾的粗口和单位里那些闲言碎语，有的是钢琴、水彩画和书本。在这个家里，我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我可以坦诚，可以纯粹。这个家里虽然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业，但我却在这个家里学会了自觉，学会了勤恳，学会了不投机取巧、不谄媚的清高。

    爷爷是个画家，却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种情感奔放、扮相怪异的画家，爷爷本分而内敛，寡言少语。过去，听大伯父讲过两个经典事例：一个是爷爷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太爷爷）之间的对话：两个人并坐着，各沏一杯茶，一开始皆不语。后来还是我太爷爷先发话，问爷爷：“宗伟（指我父亲）好吗？”，我爷爷回了一句：“好。”然后二人沉默。过了一会儿，太爷爷又发问：“宗玉（指我大姑）好吗？”，我爷爷又只回了一句：“好。”两人继续沉默……另一件事是有一回，大伯父拿他的画让爷爷点评。据说当时爷爷一语不发地翻看完大伯父所有的画，然后指着其中一张，只对大伯父说了一句话：“这张好。” 便又没有了下文。

    爷爷画的是水彩，最擅长画的是内蒙草原和漓江山水。爷爷把他一生中最好时光留在了内蒙，晚年才回到了他在南方的家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内蒙是跟爷爷一块儿去的，而在去年，爷爷平生最后一次回内蒙也是我陪的。可惜，至今我也不能完全了解爷爷对草原和大青山的情怀，也无法参透他心中的漓山桂水。但我从他的画中，感受到的是水彩特有的清透和明净。这种对简洁美的坚持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我们不需要让驳杂的颜色挤满人生每一寸画纸，只需要清透、明净的生活。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暂住在66号大院的那个夏天，爷爷每晚带我去捉萤火虫，我看见萤火虫的点点光亮缀在夜晚深蓝色的森林里，我跟在爷爷身后走着，走着，纯粹被萤火虫的光亮吸引，没有任何杂乱的念想。后来，我曾独自走过很多森林，很少再遇见萤火虫，人也总是心事重重。

    我从小就喜欢看爷爷作画，这并不是说我从小对艺术有何追求，这只是一种陪伴的习惯。时间一长，我甚至知道当年爷爷作画的每一个步骤，知道他画里每一种颜色该怎么调配。90年代曾是家乡画廊生意的黄金时期，爷爷的水彩画一度很畅销，甚至有时候晚上还要赶画。每到那个时候，奶奶和我都会帮着给爷爷的画描框，有时候爸爸也会加入进来。在我记忆里，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夜晚总是很有趣，而拿广告白描边框也是我从爷爷那里学来的第一门手艺。初中的时候，爷爷经常帮我画美术作业（不要惊讶，我小学的作文都是老爸替我写的），有一回一不小心画得太好了（其实爷爷只用了几分钟的功夫），美术老师大为惊讶，让我找个时间再单独画一次给他看。为了应付老师这突如其来的好奇心，爷爷临时授了我几招，我还真在美术老师那儿蒙混过关了。我高二那年，爷爷患上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我就开始替爷爷画那些画中的细小之物（比如小船、小牛什么的）。后来爷爷做了白内障手术，恢复了视力，看到那些他视线不清时画的东西，很是不满（当然他不满的是他调的颜色，不是我画的小牛）。据叔叔说，还住在医院的时候，爷爷就撕掉了当初准备送给主刀医生的画，无论周围的护士们怎么劝阻。这个世上，有些人不能允许自己手上出现残次的作品，而还有一些人却恬不知耻地充当了残次作品的生产者。也许有时候，社会不公正地将这两种人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上，甚至将后一种人抬得更高，但前一种人对自我标准的坚持令他们的高尚即使在平凡中也比任何来自卑贱的荣耀更加真实可靠。

    爷爷一直都觉得我是个会画画的孩子，虽然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规接受过什么绘画训练。爷爷不爱收徒，这辈子只收了一个徒弟，虽然那个徒弟并没有以美术为职业，但这么多年来，他还总能惦念着爷爷，也算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常客。几年前，有个当地的美术教员也想拜爷爷为师，爷爷起初推脱不去，便勉强答应，可那人来上过几次课后，爷爷便下定决心不收这个徒弟了。爷爷跟我说：“那个徒弟太笨，我从头到尾画给他看过好几遍，他还是不会，连颜色都调不对，你比他画得好多了。”爷爷也曾提议，如果哪天我念书念不下去了，他就教我画画，让我有个生计。可惜我偏偏念书念个没完，以至于爷爷到后来只问我什么时候放假，都不问我什么时候毕业了。更讽刺的是，与我同辈的表兄弟们竟一个接一个走上了美术或与美术有关的道路，尽管他们生活的城市距离爷爷千里之外。现在想来，我也许并不像爷爷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绘画天赋，也许他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也任由我涂鸦，并不积极调教我。但重要的是，爷爷一直相信我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无论这个天赋是什么），尽管最初他和奶奶坚持这一观点的时候，我还是个一无是处的孩子，是一个被大多数人鉴定为愚笨的孩子，是一个连老爸看着我的成绩单都快对我没信心的孩子。后来的年头里，当我一次又一次印证了爷爷奶奶的这个观点时，我佩服他们“来日方长”的智慧，更感恩他们对我的不弃与信任。

    爷爷年轻时家贫，曾在亲戚开的画院里半工半读，边做木匠边学画。后来做了职业美术师，爷爷的木匠手艺也一直都没丢。在短缺经济时代，爷爷的木匠手艺绝对是一项居家实用技术，他还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了我老爸（估计也是怕我老爸念书念不下去了）。短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爷爷却依旧喜欢自己改装东西，不是今天把旧抽屉改装成信箱，就是明天把装葡萄酒的木质提篮改装成笔架，至今家里不少家什都有经过爷爷改造的痕迹。爷爷除了喜欢亲自动手改装东西，还喜欢经常调整家具摆放的位置，就连我的钢琴都不知道被他搬动过多少次，也许爷爷就是喜欢经常变换视觉角度的感觉。从这两个嗜好来看，爷爷至少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闷。少言寡语经常用于佐证一个人很“闷”，但这种推断未必可靠。寡言少语的人往往慎重，有自知之明，也爱惜自己的名节，因此不愿在人前口出狂言。寡言少语的人往往内敛，他们更擅长将思考和灵感在内心酝酿，然后留在纸上，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喧哗比划。

    一个多月前，我在大姑家里看到了爷爷年轻时写生的画稿，这些画稿的细致程度让我认识了爷爷作品的另外一面——细腻、唯美，也让我知道了爷爷的笔名。这些画稿我之前从未见过，但它们先前就藏在家里的某处，陪伴了我很多年，只是爷爷从未拿出他们炫耀。其实，爷爷还有许多珍藏的灵感，不为我知，或已遗落在往事的某处，或已随他远去，留给我的，只是未用完的画纸、未用尽的颜料，让我自己去记录那些属于我的思考和灵感……

    爷爷病重以后，我知道他很伤心，也很恐惧。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癌症，但他沮丧于他不能自理，沮丧于他不能工作（绘画），沮丧于他不能保持他一贯的独立与坚强。过去，爷爷一直都嘲笑那些惧怕死亡的人，但我知道，这一次，他也感到了濒临死亡的恐惧与绝望。爷爷是去年年底患的病，寒假时，我回家陪他，他也暂时出院在家休养。一天晚上，爷爷睡了，我在客厅里看书，保姆在一旁织毛衣。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话题，保姆问我，为什么见我成天都带着书？我说，因为我怕寂寞，身上有书，一个人的时候，翻翻书就不寂寞了。保姆又说，你爷爷其实也怕寂寞，现在我每天出去买菜，他都特别紧张，怕一个人呆在屋里……听到这里，我陡然间感到爷爷的恐惧与寂寞在我的身上也似曾经历，我深深地感到爷爷的无助，而这种无助是旁人无法消解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独自面对死亡，面对永恒的抛弃与淡忘。在这个人生最后的过程中，爷爷实际上很孤独，他所要忍受的痛苦旁人无法为之分担，他所顾虑的事情他也无法掌握，他不断猜测自己的病情却不能获知一个真实的答案。他每天所能做的只是躺着，日渐消瘦，听着各种各样安慰的话，心里却并不十分相信。

    那个寒假，爷爷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和治疗，医生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病理上的猜测，我头一次感到疾病原因与其显现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何等复杂：一个病因可以导致多样化的症状，而目前的医学只掌握了病因与其少量较为典型症状之间较为确定的关系。所有检查的手段只有在确实“看”到了细菌、肿瘤或异常值才能称之为确诊，而没有检查出来并不等于那些病症的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医学的逻辑不是证否，而是证实的。病人只能接受对疾病的确证，却无法接受证否的宽心。想起备受折磨的爷爷，我感叹社会科学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学术游戏，也许不得不承认，唯有自然科学和技术才能给人类带来最直接的福祉。想起课堂上曾有老师大谈特谈“大师”与“工匠”的差别，将技术取向的学生贬为“成不了大师的工匠”。但如今想来，这个世界上就算偶尔没有“大师”也没何大不了，而不能没有“工匠”，这个世界还需要工匠，更多有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工匠。“大师”永远只是少数，倘若多了，那多半是降低了标准。

    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迭代，无论迭代多少次，最后都将收敛于零值。毛先生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这句话还可以再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所以，不要因机会暂时轮不到自己而灰心，也不要因一朝得势而不知放手。在从家乡回到北京的飞机上，我想起《沉思录》里的一句话：在你做所有事情的场合，都分别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否由于死亡剥夺了你做这事的机会它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奥勒留，book10, p170）……

  逝者长已矣，存者自珍重。

   别了， Grandpa.

     季先生走了，北大便只剩下大楼，没有了大师。

     西门外的石狮子和“北京大学”这块百年老号的牌匾曾让多少甚至不曾经历过这里的人憧憬：柳风习习中的波光塔影，寒冬清冷里的红檐飞雪，阳光沐浴下的燕南灰墙，还有静园小院围墙上爬满的绿绿藤蔓……学问、理想、激情，大儒们的风雅与涵养，知识分子的固执与清高，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朴素得不具任何修饰的词语居然能在花样层出的年代也依旧令人向往、令人肃然起敬。

     多少年来，中国人对这所学府的美好想象实在太多太多，也许季先生会说，这些美好不是想象。的确，在属于先生的年代里，北大还有理想与激情，但如今，理想已经幻化、激情已经退却，而最后的大师也已辞世。

     每个身在北大的人都会试图建构一个属于他的北大印象。在北大的这两年，我一直试图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我隐约感到我不属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属于我： 经院气息在故步自封中散发出腐朽的味道，自命不凡的晚辈们在相互倾扎中丑态毕露。忘却了理想的批判如同作秀，忘却了激情的宽容犹似放纵。唧唧喳喳的话题和小心翼翼的庸见，浪费了多少纸张、多少韶光。

     尽管如此，每当端着相机绕过燕南的旧平房，每当带着惆怅踱步于静园草坪的碎石子小径上，每当守过四季一轮回的花开叶落，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这个地方。不是喜欢这个地方的现在，而是这个地方的过去——喜欢那个我不曾经历过的北大，喜欢那个我曾听前辈们诉说过的北大，喜欢那个我想象中应该充满了学术激情与社会理想的北大。而旧平房、木窗棂、四合院和青砖围墙这些过去的遗迹都让我感到与那个想象的北大无比亲近。

     昨晚得知季先生的离世，突然感到很是怅然。虽然从未亲眼见过季先生，也没读过季先生的著作，但在我心里，他连同旧燕园的遗迹构成了我“北大想象”的一部分，既遥远又亲切。每次CCTV-9宣传片中播放季先生在小院里活动筋骨的镜头和同时响起的那句“they are making true miracles, every movement, every moment”，总让人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触动。每每向人推荐这个宣传短片时，我总会补一句：里面有北大季羡林先生的镜头。

     我对季先生的了解是从北大图书馆里那间季羡林工作室开始的，在我的印象中，季先生的名字总是与北大联系在一起。的确，季先生是北大的，甚至是“属于”北大的，我不知道这种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去年关于季先生藏品被盗的负面消息中谁是谁非终于在沸沸扬扬的众说纷纭之后淡出了人们的话题。一位香港的朋友曾饶有兴趣地向我打听其中的内幕，我对此事的淡漠令他好生失望，我只好安慰他说，北大学生对这件事的兴趣也许远没有外面的人对这件事的兴趣浓厚。其实，有些事情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对于绝大多数只能道听途说的人来说，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不在于事实是什么，而在于他相信的是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足够精明到凡事只信一半，但却很少人有足够的智慧辨别到底哪一半是可信的。我不知道身在医院的季先生当时如何看待那场风波，虽然风波的焦点是他的财产，但医院外的局势估计已非他能控制，甚至晚年他与儿子间的是非分合也绕不开北大。我不过也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人，对那场风波中的曲折也无太大的兴趣，但当我看到那些不同版本的故事与说辞，我想到的是：一个望百之年的老人，他的心愿、情感与需要也许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知晓，虽然他在生活上需要那些人、那些组织的关照。在这个社会里，对一个名扬天下的大师，他个人的生命与名望未必属于他自己，也未必属于他的家族，可能还属于他的那些弟子，他的单位和他的国家——由此，他的一切便被代言了。

     昨夜在网上静静翻看季先生的那些照片，看着他在北大图书馆门前骑在车子上的照片，看着他漫步于北大校园的照片，看着未名湖边他与爱猫的照片——这位年迈的大师与燕园的景色融合得如此自然，以至于让每一个看到这些照片的人内心都能感到一种安详——那一刻，那个想象中的北大又一次浮现于心……

    凌晨一场雷雨，下得这天地都零碎了，晨起，天空依旧阴霾。下午路过讲堂时，到季先生的追思会场排队参加了吊唁。走进灵堂，在菊花淡香和哀乐的此起彼伏中，我看到遗像里的先生，一如既往地戴着小帽、穿着深蓝中山装，依旧朴素、依旧温和。

    季先生走了，最后的大师走了，北大只剩下大楼，越来越多的大楼……

我曾经庆幸，

拥有深夜不倦的长谈；

我曾经欣喜，

收到清晨温柔的来信。

我难以忘记，

望雨听风时的枕畔低语；

我时常想起，

茶香萦绕中的广陵乐韵。

或许，

这个世界仍有两个人遥远的思念，

可是，

这间屋子却容不下一个人孤寂的情怀。

                    ----------------2007年 5 月 15 日 广州

    时间剪辑了记忆，那些温柔的镜头在生命的记录中一晃而过，渐渐消磨，渐渐褪色。如今，我还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渴望着生命时序中的那些不期而遇的故事和随遇而安的宿命，却又渐渐感觉活着的每一天是那般了无生趣，一点点把自己封闭在岁月的残渣里。

    那些人都离我去了，每挂一次电话，便多察觉一份生疏：生活没有了交集，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淡忘。即便没有全然忘却，寒暄时的欲言又止预示着，伤痕累累的心灵学会了克制，学会了假装，学会了忘恩负义。

    我把最深的情感在戏谑的玩笑中打碎，为了一次又一次证明那些随风而逝的海誓山盟是多么微不足道，一旦落入尘埃，便没了踪影。我的指尖曾掠过那一屋子书的书脊，只为在触摸到你名字那一刻时的会心一笑。我曾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不自然的你，仅此一次，但从此你便再没有在我镜头前出现过……我给许多人拍过照，惟独在你那里紧张得败了笔。我曾默默珍藏你的文字，在无人的时候细细翻看，我无数次揣测你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心绪，想象着我也似曾经历。

    过去，我们曾没日没夜地谈论那些深奥难懂的道理，我们曾为几个数字煞费苦心，我们会为同一件八卦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也会因某一念头的闪现而热血沸腾。好些事情，不知道从何说起，好些事情，还没来得及说起，就已经过去。如今，我偶尔还会百度他的消息，偶尔想起他略带窘迫的样子还会忍俊不禁，偶尔还会为他的事情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却再也没有勇气重拾那最深的话语，唯有背过身去，黯然神伤。

    有些真爱很安静，安静得听不见声音，无论是遥远的欢笑，还是内心的抽泣。在离别的地点，我们礼貌地挥手道别，然后回到各自的地方，沉溺于各自的孤独与骄傲。希望，在下一个路口，我们不要再这样寂寞地重逢。

(一)浪漫是静静燃烧的香烟

今天的天是阴沉的，今天那个人没有来。

今天偶然听说了那个人的一些事，

今天，挥之不去的那个人。

有一点害怕，害怕一种迷恋，蔓延。

有一点心动，心动一刻暧昧，即逝。

有一点想念，想念一种回味，沉淀。

如果说逢场作戏是一种规则，

那么醉后分散就是一种境界。

他知晓了规则，

我却没达到境界。

(二)那天，我找不到书签

我不敢向窗外凝望，

因为思念会在恍惚中重现。

屋外是落了灰的叶子，

在白色的天晚中摇曳。

纸上的墨迹未干，

夜幕却悄然而至。

缱绻中数着流年，

你遗落在翻过的哪一页？

我依靠阳台倾听，

城市的晚风淹没了车行的声音。

相识之后的寂静，

是否注定了这无缘的局。

（三）阴雨天里的暧昧小诗

（之一）

有一天，你消失不见，

我知道，那一定是厌倦。

阴天的雨，下得淅沥哗啦，

我淌过，积水漫溢的街，

恍然间，又想起从前……

可惜我知道，

在这世上，

        一边是遗忘，一边是眷恋。

（之二）

笑着，笑着，你便不笑了。

我看着你，问为什么，

你不作答。

我不懂，你心里的神秘。

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安全？

我说，有你在身边。

你又问，什么时候最危险？

我说，当你消失不见……

（四）六月的应酬

你们一齐都来了，

电话忙个不停，

我应接不暇，

        手忙脚乱。

你们一轰全散了，

屋里狼藉满地，

我守着寂寞，

       独自贪欢。

你们发觉我不见了，

在短暂的失落过后，

忘了我，

      依旧如常。

    这段公路已经没有路灯了，也许是因为到了城郊，公路上没有旁的车，也见不到行人，透过后视镜，我看到的是一片纯粹的漆黑。我打开了远光灯，视野宽了，但在消失点处无尽的黑暗让我迷惑，我不知道灯光的尽头是直行还是弯道，我就这么驾着车，没有目的地，车里的钢琴曲每一次的触键都格外清晰。

    一个月前，当我驾车在那段公路上时，我无法解读当时那隐约的恐惧。今天，当我哭泣着从睡梦里醒来，我似乎明了了。

    我躺在床上，默默回忆着前一晚电话里的每一个细节，泪又禁不住漫溢。也许正是前一晚的电话引来了昨夜的梦。依稀记得在梦的最后，房子空了，只剩下我的旧钢琴静静地弃置在尘埃里，我看着那些人的嘴脸，听着那些人的嘀嘀咕咕，或与我有关，或与我无关，我都已无家可归。一个预示在不断地纠结：生命里有一个重要的人要离我而去……这时，我想到了祈祷，像过去的每一天那样，而理性的悲观又让我隐约感到：有些东西，上天也许不会因为你的虔诚而格外怜悯，无论你怎样哭闹，上天都不会把“过去”还给你。

     设计了一下午的问卷，不过是为了短暂地克制一触即发的情绪，提前的伤感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似乎已是一种奢侈，而我的心却忍不住挥霍，挥霍我的恐惧，挥霍我的感伤，挥霍我的忧心忡忡。当设计完问卷的一刹那，我一个人在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

     才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只过了一个月……生命里的突如其来的不测令我措手不及。我想回去，却又害怕回去，害怕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家和那些记忆都消逝在永恒的虚无之中，就像梦里那样。

     我感到了生命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的恐惧。生命里，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或在孤独里寻找着欢娱，或在摆脱孤独中获得欢娱。我知道，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千里迢迢的探望，一个即使在忙碌中都不会遗忘的问候与挂记，能够消解这种孤独。而现实中，我们却偏偏固执于那些本于我们无关的人，而忽视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们，因为我们总以为，他们会永远在那里，为我们守候。直到有一天，当他们要匆匆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幡然省悟：除了孤独，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杜甫在《秋兴八首》的名句，被张爱玲巧妙一借又一改，便成了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标题。“同学少年多不贱”，大意是指：当年的同窗，现在多混得风光。而从“ 多”到“都”，却带上了几分较劲的醋意：既然当年是同窗，谁也不见得比谁差。

    不过无论怎么较劲，醋意本身就让人心中的落差“露了馅”。口是心非，大不了就是个嘴硬，口舌再巧，也掩饰不住境况的捉襟见肘。

    每看一部张爱玲的小说，心中便生一分莫名的憋屈，再回头翻翻书，竟感觉这憋屈意味深长。这本《同学少年都不贱》仿佛就是预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十来二十年后的境况，“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最初一点点差异微小的选择，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有时候，殊路未必同归，不同的道路，也许造成的便是分道扬镳的结局。

    恩娟和赵钰，本都不算是漂亮的女孩儿，家境上也差得不远，中学时就是同学与室友，又念了同一所大学，后来各自又去了美国。恩娟成了美国显赫政要的太太，风光一时；赵钰却历经波折，孑然一身。小说的最后一幕，赵钰洗着盘子，看着电视里的恩娟——曾经的闺中密友，如今是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其实，在生活上，赵钰更努力一些，但从根本上说，她输给恩娟是输在了婚姻上。恩娟因她的婚姻获得了后半生的全部荣耀，而赵钰却没有那个福分。人们都说，教育是个筛子，但对女人来说，婚姻也是个筛子。

    有时想想，我们身上兼有恩娟和赵钰的影子，对于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看我们就如同赵钰看恩娟，是际遇让我们把他们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恩娟，我们是赵钰，我们看他们，既羡慕，又不服气，也许这就叫做嫉妒。

    如果说造化弄人，那就是我们一边嫉妒着，一边自以为是地折腾着自己的命运。

××××××××××××××××××××××××××××××××××

爱情统计学

    前一阵，小白推荐我看一本书，名为《爱上统计学》。花了一个星期，草草翻完，仍旧没有爱上统计学，反倒是愈加挂念小白。挂念他的寂寞，如同担心我的孤单，但也许这种挂念是多余的，这个社会或许会补偿男人的寂寞，却通常不会奖励女人的孤单。以前我不能理解为什么David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数学和统计上，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在数字与数据中，可以忘记自己，算计数据总比算计自己更简单、更纯粹。

   正如大多数爱情需要培养，对统计学也难以一见钟情。那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赫然印着“统计学还是虐待学？由你决定”。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心灵受虐的过程，我们揣测着、迷惑着、欲言又止、时而兴奋时而低落，最后，要么屈从，要么逃离。

   现在虽然花在数据上的时间多了，边际效益却在递减。以前总觉得这些东西总能学会，现在却不这样想了，好比一段感情，不是没有追寻，不是没有争取，不是没有精心维系，不是没有仔细品味，却被鉴定为“不可能”，并从此盖棺定论……

   统计学里有些东西与感情的事很像，第一次听到拿感情和统计说事，是在Prof. Guo的课堂上。他用两口子吵架来比喻统计控制：如果连第三者都不控制，那怎么能弄得明白这两口子的关系？类似的思路，在统计术语中还可以发现很多：

（1）相关与解释力

    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个变量共同变化的程度。相关系数的平方表示解释力，即两个变量能够互相解释的程度。相关系数从0到1，越靠近0，说明这两个变量越不相关，越靠近1，说明这两个变量越相关。如果相关系数等于1，则说明这两个变量完全相关，但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很少有相关系数等于1的情况（除非这两个变量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一般来说，0.8左右就已经是能在社会科学中看到的很高的相关了。尽管如此，这个相关系数平方过后却显不出有多高了。相关系数为0.5, 仿佛有个中度相关了，但平方后的解释力也就是25%， 方才提到的相关系数0.8，平方过后，表达的解释力不过64％。从相关系数的角度来看，两个变量共同变化，很是亲近，而从解释力的角度来看，一个变量也未必能另一个变量太多的内容。这就像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能够共同进退，亦步亦趋，却在许多地方未必能够相互理解。自以为行动一致，自以为携手一生，但其实共同的东西真的很少，很多时候都是同床异梦，谁也不能完全吃透谁。

（2）显著性水平

    显著性水平又称风险水平，要拒绝一个无关假设需要事先定一个犯错误的水平。这个显著性水平很有意思，这个值不能定得太大，也不能定得太小。这个值要是定大了，原本真实的无关会被误认为是有关，而定得太小了，原本真实的有关会被坚持误认为无关。这就好像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定位，怎样才能算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这一定先要有个标准：有人说约会，有的人说表白，有的人说拉手，有的人说见父母，有的人说kiss，有的人说……要求越高，越难以推翻无关假设，而要求越低，越容易造成自作多情的误会。如果觉得一两次约会就能说明什么，那这样的爱情就和友情差不多在一个水平上了，如果说只有婚姻才能说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那我们情感上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不过是萍水相逢，而曾经经历的那些人，不过尽是他乡过客。

（3）甲种误差和乙种误差

    甲种误差是指无关假设是对的，却被拒绝了所犯的错误；乙种误差指的是无关假设是错的，却被接受了所犯的错误。读上去似乎有点拗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词捣腾明白：乙种误差是该拒绝的没拒绝，甲种误差是不该拒绝的拒绝了。再进一步说，乙种误差是过分保守而不敢接受研究假设是正确的事实；而甲种误差是过分天真地推翻了无关假设，并急不可待地接受了研究假设。这两种误差有点此消彼涨的关系，通常的规矩是宁可犯点乙种误差，也不要犯甲种误差，吴晓刚的比喻是：犯乙种误差就像没赶上航班，但总可以改乘下一个航班，但犯甲种误差就好比搭错了班机，一上去就下不来了。如果用爱情统计学的话来说，即：错过了一个合适你的人，虽然可惜，但总还能寻找或等待下一个合适你的人，毕竟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可以成为一个男人的好妻子，也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好丈夫。但千万别摊上一个错误的人，那也许就会成为人生的不幸。还是谨慎些好。

（4）双尾渐近

    我们说正态曲线是双尾渐近的，那么什么是“双尾渐近”呢？这个词的意思是曲线的双尾越来越逼近横轴，但是永远不会与横轴相交。有的感情也是这样的吧，无限亲近，却总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

（5）信度与效度

    信度是指反复测量都能保持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效度是你测量到了你要测量的东西。有信度不一定有效度，但有效度一定有信度。这好比我们在感情上是否选择了合适自己的人，如果不是合适自己的，无论你琢磨他（她）多少次，在他（她）身上花费了多少功夫，不是自己的最终都不是自己的——这就是有信度而无效度。而一旦选择了合适我们的人，那这个人，这段感情最终都会经得住考验，所以说，有效度便一定有信度。

（6）内生性偏误

     谢宇总是告诫我们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很难得到的，因为干扰的因素太多，其中之一就是内生性偏误，内生性偏误表现的是人在行动决策之前的某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影响了干预的效果。谢宇一个最经典的举例就是教育：有的人是因为深知教育的作用，所以倾向于好好接受教育；而另一些人并不觉得教育有用，所以不倾向于好好接受教育。如果同时把教育的干预施加在这两组人身上，教育对这两组人的影响将是不同的。类似地，在爱情的问题上也存在内生性偏误，以相亲为例，相亲成功这一结果并不一定以真实的相爱为原因，因为在相亲时，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想：“这个人是我的相亲对象，我应该对她（他）好，我应该喜欢她（他）”，这种倾向性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相亲中的行为，比如说使人们在关系上更主动、更殷勤、更倾向于给对方更好的评价等等，最后两个人在一起，全然不是真的相知相爱，而是在认为对方没有什么硬伤的基础上，觉得应该相爱，觉得应该按照相爱的要求进入各自角色扮演的结果。换个角度想，如果没通过相亲，只是在自然的人际交往过程中认识了这个对象，你会有多大的可能爱上她（他）？这也许就说不准了。所以，认为相亲只不过是拓宽交友的一种渠道的说法忽略了内生性偏误，需要被重新审视。

×××××××××××××××××××××××××××××××××××××

关于窥视：《无街的城市》

    没有什么比阴雨天更令人没精打采了，在南方生活过那么些年，还是不习惯春天絮絮叨叨的小雨。背着垂头丧气的猫猫背包，在湿漉漉的校道上，我幽幽地踱着，只是不想那么快回到宿舍，面对空空的邮箱、安静的手机和那么些没有做完的事情。

    突然想起前两天小捧鹏推荐给我的恐怖漫画——《无街的城市》。我已经很久没看漫画了，也很久没看任何关于恐怖题材的东西（近期看到的最恐怖的画面也许就是Lhasa暴乱的新闻场景）。不看漫画，是因为心中早已没了幻想的激情；不看恐怖题材的作品，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已经足够恐怖，不需要额外的刺激。但我那天还是忍不住翻看了《无街的城市》。其实，故事不但不恐怖，而且还很深刻。

    无街的城市之所以无街，是因为那个虚构小城里的人们为了窥视彼此的生活，把所有的房子都连在一起、套在一起，人们可以随意地进出别人的房子，将自家房门封住的人将受到其他人残暴的惩罚。那个小城里，没有隐私，房子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布满了偷窥的小孔，所有人都戴着面具，那是一种保存自己最后一点隐私的方式……故事的女主人公因为无法忍受家人对她隐私的窥探，出走到了这个无街的城市，可是她却发现，这个城市中，更没有隐私可言。无街的城市似乎象征着人们窥视的欲望，而窥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对八卦的追问，还是守在聊天工具前看着某些人上线下线，再或者时不时光顾好友的博客……曾经看过一部法国电影，名为《我偷窥，我存在》，偷窥让我们在隐藏自己的同时看到了别人生活最私隐的地方，从别人身上，我们又看清了自己。我们偷窥着，猜测别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意义，我们用这种方式关心着我们默默关心或试图了解的人，但又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我们在拥有好奇一面的同时，都拥有怯懦的一面。

    女主人公最后离开了这个无街的城市，而她回到她原来的城市就能够摆脱人类内心深处窥视的欲望吗？她显然无法抗拒被窥视的梦魇，因为所有人都疯了。正是这种普遍的疯狂，才凸现她的正常是多么脆弱——也许在那些戴着面具的人来看，不戴面具的她才是疯狂的、才是要被毁灭的。疯狂的定义，不在于心智，而在于个体偏离集体有多远，也许正因如此，标新立异的人除非有坚韧的心智，否则不是被乌合之众吞没，便是最终将死在乌合之众脚下。

    故事有点沉重，不适合小朋友看。

    至今，我已有两次被人误当成香港人的经历，每一次都令人哭笑不得。

    第一次是在06年，我刚从香港交流了19个星期回来，从深圳过关再坐火车到了广州东站，跳上一辆出租车，对司机师傅说了一声：“中大，东门”。司机师傅在把车开出的同时问我：“你是从香港来的吧？”我诧异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司机师傅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听你的口音”——但是，拜托，当时我至始至终说的都是普通话！！！！（广东话没怎么学会就算了，怎么连普通话都毁了……）

    几天前，又是在香港，跟位香港朋友约在中环一聚，在荃湾线地铁上，遇到了一件更崩溃的事情：我无缘无故被一名醉酒者用三种语言痛骂了将近3分钟……一上地铁，我挑了一个靠近车厢连接处、较不拥挤的地方落了脚，没过几秒钟，感觉有一个身形从我身后向我趋近：一名衣着落魄的男子，戴着压低的棒球帽，手上拎着两罐啤酒，蹭着车厢壁倚在我身边。出于在内地生活中培养出来的警觉，我挪开了两步。不出我所料，这名男子确实有些不对劲，在我挪开那两步的同时，他缓缓坐在了车厢的地面上。陡然，他在喝啤酒时，自己打翻了其中一罐啤酒，啤酒撒落在车厢地面上，流了一滩。接下来，他居然用脚去蹭地面上的啤酒，这个时候，不光是我，车厢里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他异常的举动（香港的地铁里是不允许吃东西的）。我为了不打搅到他窘迫的举动，又低调地挪开了两步，隐约感觉这名男子具有攻击性。这时候，我所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名男子突然站了起来，猛然指着我，破口大骂。他开骂时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满脑子在想：我哪点得罪他了？ 他会不会对我人身攻击？为了息事宁人，我用粤语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可那男子情绪激动，似乎更来劲了，分别用普通话、英语、日语对我歇斯底里地训喝。为了不刺激他本已敏感的神经，我决定以沉默面对他的辱骂。车厢里的人顿时安静了，他骂我的声音响彻了整节车厢。被他劈头盖脸地一阵痛骂后，我似乎反应过来了点什么，那名男子虽然用了三种语言训斥我，但这三种语言中不包括粤语，而且他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尤其是当他说到“不要以为你是香港人，就怎么样……”、“要不是大陆，你们香港……”云云，我陡然明白了，他八成来自内地，把对香港人的怨气发泄到我身上了。他误把我当成香港人，找茬来痛骂我一顿出气，结果哪知被他“教训”的却同样是个内地人，而且还是我这个从不惹事的良民。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但当时我似乎又不能赶紧证明自己是内地旅客，那岂不是让周围的香港人看了笑话？那名男子一直骂我骂到列车到达了下一站，然后他下车了。下车前，他还煞有介事地给我一句警告（用他的话来说是“忠告”），接着自以为潇洒地飘然远去。我苦笑。我并不为自己这次无端受过感到难过，令我难过的是男子话语间深深的偏见与仇恨。我不知道倘若他知道其实被他训斥是位内地旅客，会做何感想？ 我希望他还是暂时不要知道，至少能带着精神上的胜利，愉快一时，但愿酒醉的他在街头兴奋之余，别被车撞死。